1928年，冯景兰等在粤北仁化县发现丹霞地貌 意义 开启了“丹霞”研究之门，使“丹霞地貌”成为一种完全由中国学者发现和命名的地貌类型 出处 中山大学五人提案／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十人提案／北京师范大学两人提案／南京大学十二人提案 “丹霞”，这种完全由中国学者发现和命名的地貌，自其诞生之日便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中国不仅拥有着极其庞大和多样性的丹霞资源，连它的名字都来自于中国古诗。更特殊的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丹霞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舞台—丹霞和宗教、丹霞和书院、丹霞和诗词、墓葬、民居……这种美丽的红色山体，如降落大地的霞光般为中华文明抹上了一道“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色彩。 云南元谋，如刀锋般的丹霞岩壁升起在一片云雾当中。在它美丽的红色之上，阳光又为它抹上了金色“彩妆”。这种壮丽的金红色奇景无疑是偏爱中国的，它遍布南北，变化万千，在几千年的岁月里亦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舞台。摄影／甘沛奇 如果想看大自然最瑰丽的地质遗迹，不如去看国内数以百计的丹霞地貌。它们是一群直立、陡峭的崖壁，崖壁上裸露着红色的岩石，岩石的层次与常年风吹日晒、水流冲刷而形成的纹理暴露在空气中，宛如大地的丹青。 如果气候湿润，山崖上应该生长着浓绿的植物，山崖脚下也应该是绿意盎然的。丹山之下，往往环绕着碧水，水映山红。如果气候恶劣，植被就会单薄些，岩石也会显现出干旱留下的特殊痕迹，但这却反而更增添了它的壮丽——红色的山崖突兀在大地上，令人过目难忘。

在地理学者眼中，长江以南有一大片丘陵地区，区域的北面是地面宽广低平、起伏不大的长江中游平原；东部和东北部是长江和浙闽独流入海水系的分水岭；西部经武陵山和雪峰山与云贵高原相连接；南部与南岭山地相邻。尽管区域内也镶嵌着一些山地，但大体上是以相对高度小于100米的丘陵为主。因地处长江南岸，又与长江水系有直接关联，所以，被统称为“江南丘陵”。 在自然地理学者眼中，“江南”首先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有关“江南”的描述，最多的可能要在“江南丘陵”的概念里寻找了。 讨论江南丘陵之前，首先要知道山地和丘陵是如何区分的。山地和丘陵都属于一种高于海平面的隆起地貌类型。它们的共同点是地面起伏较大，坡度较陡。两者的差别不在于绝对高度的大小，而在于相对高度和形态上的不同。海拔500米以上，相对高度100米以上的称为山地。而相对高度一般小于100米，分布比较不规则，切割得更破碎的则称丘陵。实际上，我国的丘陵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从海拔100米以下的沿海平原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都有丘陵的踪影。在同一个区域内，丘陵和山地有时是交错分布的，很难截然把它们分开。因此，一个区域究竟是属于山地区还是丘陵区，只能按照这个区域内丘陵和山地所占的比例大小来大体决定。

喜马拉雅是地球上最磅礴的山脉，孕育出10座8000米级雪峰，它的群山阵列是一个长2400公里、宽250—300公里的广阔区域，因此它有着无限的精彩与未知，让无数雪山爱好者和摄影师不畏阻碍，一路前行。本文的作者兼摄影师，作为雪山爱好者，他们在不断探索一些隐秘在喜马拉雅山脉里的角落；作为户外地理摄影师，他们也在不断记录喜马拉雅一众雪山的一些新奇视角。每当在卫星地图上进行搜索和认真模拟之后，拍摄的计划便提上了日程。这一次，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门隆沟、西绒布冰川和卡尔山谷这三处喜马拉雅雪峰脚下的秘境。 作为世界14座8000米级雪峰排位第三的干城章嘉峰，吸引了无数摄影师用镜头仰望它。摄影师最大限度地接近这座高峰，只为获取一个全新的拍摄机位，找寻一个全新的拍摄视角。这张照片拍摄于卡尔山谷，画面中心的最高峰即为干城章嘉峰，这里是我国国境范围内拍摄它最近的地方，也是首次有摄影师在这里记录到干城章嘉峰，同时画面也记录下干城章嘉峰周围大范围的山体形态。 门隆沟 喜马拉雅深谷中的“世外桃源” 绒辖沟位于日喀则市定日县绒辖乡，这里地处边境，属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国境外即是尼泊尔闻名遐迩的若瓦岭山区。这片区域海拔落差大、山峰众多、深沟纵横，海拔从2100米到7300米，落差超过5000米，气候从亚热带到寒带，跨度巨大，生物环境独特而多样。虽然《中国国家地理》在2014年就做过绒辖沟的报道，但这里依然是很多人“好像听说过但没去过”的所在。我们此次考察的重点是绒辖沟深处的一个分支小山沟——门隆沟。 前往绒辖沟我们是从珠峰脚下日喀则市定日县的岗嘎镇出发，笔直的公路正对喜马拉雅群山，我给这条100多公里的乡道起名为岗绒公路。在我眼中，这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没有之一。不到两小时的车程，从辽阔的喜马拉雅北麓翻越到沟壑纵深的南麓，景观极为丰富，公路的最高点是海拔5425米的普士拉垭口，这里是全程景观最精彩的部分，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巨大的山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太过壮观，配以周围数座各样形态的7000米级雪山，绝对会令你沉醉在喜马拉雅的冰雪世界中。越过普士拉垭口，顺着山谷而下，水汽越来越多，植被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到达广义上的绒辖沟，这里地处拉布吉康峰与卓奥友峰之间。沿着公路向南，还可以将绒辖沟依次细分为亚隆、沙隆、门隆等小山沟，众多的山沟中，最精彩的莫过于中尼界山珠穆次仁玛山脚下的门隆沟。

沙捞越姆鲁石林是由第三纪的石灰岩经150万年溶蚀、侵蚀而成，密布在山崖之上，片片直立，高耸入云，是世界上最高大的石林之一。 图1 沙捞越姆鲁石林 图2 比规模:精华集中，群星灿烂 云南路南石林（2）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的精华”，它涵盖了地球上众多的喀斯特地貌类型，在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中心景区内世界各地的石林仿佛汇集于此。沙捞越姆鲁石林（1）构成单一，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剑状石林分布区，它的面积比云南路南石林要小很多。 摄影／杨新民 攀岩 这座石灰岩构成的山的名字叫做“API”，海拔1700余米，而我们出发的营地则处于海拔100米左右的河谷。山的坡度极为陡峭，很多地方需要借助绳子、藤蔓才能攀爬上去。为了登上这面竖直的崖壁，执行总编单之蔷小心翼翼地踩着石尖、揽紧绳索。这是一次 “攀岩”，他身下遍布着刀尖状的石刃，仿佛置身“刀山”。 沙捞越——喀斯特的圣地 雨，不停的雨。屋顶被雨点敲击的像是架子鼓，没有一丝“残荷听雨”的浪漫，倒像是千军万马在屋顶衔枚疾走。一股股水流从屋檐倾泻而下如瀑布。雨是一阵一阵的，突然而来，倏忽而去，我统计了一下，从早6点到晚6点，12个小时里，下了10场雨。每一线雨好像都有一个铅坠儿坠着，直直的，沉沉的。风雨——这是我们温带人的经验，在赤道的热带雨林里，没有风，只有雨。几天来都是如此。这里年降雨量4000—5000毫米，约为北京的10倍。 我们是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姆鲁山国家公园5号营地。这里离马来半岛的吉隆坡很远很远，隔着大海，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海岛——加里曼丹岛，岛的北部属于马来西亚和文莱，南部属于印尼。人们习惯称这部分马来西亚为“东马”，以便跟马来半岛的“西马”相区别。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没有人能够预知，灾难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突然降临……面对汶川国难，很多人不禁会想，如果某一刻灾难在我们的身边轰然而降，那时，我们的家安全吗？作为地震中最直接保护大家生命安全的建筑物而言，其抗震能力如何？ 中国的9度设防区 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9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不小于 0.40g（g是重力加速度，米/秒2，地震的烈度就是通过这个来测量的）。 建筑是城市的一面镜子，然而当灾难发生时，它也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的坟墓。 汶川地震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和数以千亿的财产损失，这一切的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屋倒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房倒屋塌中瞬间消失。历次灾难告诉我们，地震中95%的生命消亡缘于建筑物的倒塌。

以柔克刚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举世闻名的太极拳 就是这种思想的直接产物 而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抗震防震的方法 堪称“建筑版太极拳” 天津蓟县独乐寺内景 与西方砖石结构建筑的“以刚克刚”不同，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在抵抗地震冲击力时，采用的是“以柔克刚”的思维，通过种种巧妙的措施，其目标是以最小的代价，将强大的自然破坏力消弥至最小程度。我国许多古代建筑都成功地经受过大地震的考验，如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西应县木塔等建筑，千百年来均经历过多次地震仍然傲然屹立。当代建筑设计以抵御9度地震为目标，而我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基本上能达到这个要求，而且其代价远远小于西方的“刚”，不能不让人叹服“柔”的力量。 柔性的框架结构：墙倒屋不塌 中华民族不但自文明伊始就睿智地选择了木材等有机材料作为结构主材，而且发展形成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持续时间最长、技术成熟度最高的结构体系—柔性的框架体系。我国木结构技术的发展，若仅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算起，迄今至少已有近7000年的历史。作为对比，西方数千年中一直采用承重墙体系，直到工业革命以来、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后，才意识到框架结构的优越性，遂开始大规模地普及，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框架体系仍然是“以刚克刚”。而中国的传统木结构，具有框架结构的种种优越性，如“墙倒屋不塌”的功效，但其柔性的连接，又使得它具有相当的弹性和一定程度的自我恢复能力。这次汶川大地震中，许多文物建筑的墙体均不同程度地受损，但主体结构仍未倒塌，就是这种柔性框架结构抗震能力的表现。

抗震是房屋建筑乃至一切土木工程最困难的课题，但还是要设法普及房屋抗震的基本概念，让抗震的理念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房屋抗震的基本概念，就会更好地理解、参与和监督从房屋设计到施工与使用的全过程。这里介绍几个反映房屋抗震特征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发生的9.0级地震拉开了2004－2018年全球强震的序幕，无论这样的预测是否准确，认识全球地震带及其分布规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地震在全球大环境下的位置以及与世界地震发生的互动。 这是地震波记录图。穿过地球岩石传播的地震波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常见的声波、无线电波或光波所没有的。然而正是地震波携带着沿途地质和构造变化的信息，地震学者从日益灵敏的地震仪记录的地震波图像中提取信息，并根据这种地震波图确定地震的震级、震源和震中的位置，当然，它需要一定数量来自不同位置的地震台站记录到的资料。摄影/ George Steinmetz/ C 一次8.5级的特大地震所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一座100万千瓦的电厂10年发电量的总和。在1900年以来世界10次强度最大的地震中，排名第十位的1923年苏联堪察加地震就是8.5级，做个形象的比较，位于甘肃的刘家峡水电站装机容量为122.5万千瓦，它要工作7到8年才能抵上1923年堪察加地震所释放出的能量。 据地震仪的记录统计，世界上每年发生的地震，约有500万次，其中有感地震仅为5万多次，那些造成破坏性较大的7级以上的地震，平均每年有十几次，而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平均每年只有1次左右。可见地震越大，发生的机会就越少，地震增加一级，地震发生的机会约少十分之九。

唐山之后，我们没能避免汶川之难，汶川之后，我们有没有能力规避下一次地震巨灾的降临？这需要我们对地震灾害的防御进行反思。这些年来，我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处于什么状态？我们有没有能力预测地震？地震预报为什么这么难？这次采访就是围绕这些主题展开，希望能逐渐呈现国内地震领域的纷杂状况，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为未来找寻道路。 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所长李均之说，他的次声波曲线在5月2日和3日分别有跳动异常，这意味着9天之内必有大震，从异常的程度来看，震级应该在8级以上。李均之教授的次声波观测，能测到全球7级以上地震的前兆，预测发震时间误差在4天之内，震级误差小于0.8级。只是地震发生的方向和地点还无法测出来。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地区发生8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晓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三大因素决定地震预测是世界性难题，第一、地球的不可入性；第二、地震孕律的复杂性；第三、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 国家地震局的专家们认为，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的预报，特别是临震预报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1976年的唐山7.8地震和今年的汶川8级地震都是不能准确预报的。

不丹国土面积不足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重庆面积的一半。由于是山地国家，即使在今天，从最西端的哈宗到最东面的塔希冈宗，驾车沿着路况最好的北纬27.5度一线行驶，也要整整三天。重重山脉阻隔着条条河谷，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不丹人徒步多过乘车。 多楚拉山口的108座佛塔。海拔3140米的多楚拉山口风景优美，群山巍峨，原始森林密布。这些有顶的白色建筑是佛塔，一共有108座，是不丹王太后阿嬉多杰·旺姆·旺楚克发愿修建的，为了纪念在剿灭盘踞在不丹南部的印度阿萨姆反对派武装战争中丧生的人。 透过舷窗和舷窗外缥缈的丝缕云烟，看到地面上平缓的田地与河流渐渐隐入茂密的森林，我知道已经进入不丹的地界了。我乘坐的飞机从印度大吉岭附近起飞50分钟后，右转90度，紧贴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坡由西向东飞行。不丹被包裹在一片原始森林中，葱绿色簇拥着皑皑雪峰。 这是2011年春天，是我4年来第4次来到不丹，相比这次从曼谷起飞，经停印度西孟加拉巴格多格拉机场的航程，我更喜欢前3次从加德满都飞帕罗的航线——因为一路上可以看到希夏邦马峰、卓奥友峰、珠穆朗玛峰、洛子峰和马卡鲁峰5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当宛如姊妹牵手的卓木拉日双峰在左舷出现时，飞机降低了飞行高度，在高山夹峙的峡谷中穿行，那种感觉妙不可言。